能从一个生产队队长干到乡党委书记，她睡着了都能笑醒了。

足够了，没必要去出什么风头。

“爹，娘，哪里有那么严重？”杜红英笑道：“当年我们生产队搞互助组的时候不也是没人搞吗，怎么就搞下来了？”

是啊，当年一搞下来全村就只有他们队的粮食大丰收，想当年还上过报纸呢。

“爹，悄悄咪咪的整，大家都穷怕了，做多做少各人说了话，做好做坏与自己息息相关，积极性你不用说都能高，你拿尖子山村三十多户人家试试看。”

杜天全好半晌没吭声。

他在想这个问题的可行　性。

杜红英也没再多说。

其实，这个事儿她还是上辈子九十年代看高安康学习的时候听高思文给高安康讲的。

说是某个县某个村有一个胆子大的人，召集了十八户人家把集体的地分了下去，各人种多少，结果，产量比生产队集体出工好了很多。

当然，他们当年的胆子可没有现在的杜红英足。

他们是18个村民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冒着巨大的风险在“生死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决定包产到户分田地单干。当晚就把田地、农具、耕牛分到每家每户。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杜天全重复着女儿这话，不由得热血沸腾！

是啊，这样子也耽搁不了啥子事。

只是把地分给大家种，又不是让大家占有，就算上面要追究这错误也不凶。

大不了就是撸了他这个乡党委书记的帽子。

那又有啥子呢？

只要尖子山村的村民们都吃饱饭，只要像于三娘这类人家钵钵里有米甚至能吃上干饭，他就功德无量了。